（《论语·泰伯》）这里的由之是指在行为上遵循，对不可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不让，即禁止民众知道，实行愚民政策。
刊登《易经》研究的国际英文期刊很多。东密歇根大学教授柏啸虎在评论此书的时候认为，它不仅解释了东方哲学，而且还解释了现代物理学与其他思想的联系。
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些作品以新内容、用新方法拓宽了象数易学的内涵，在当时颇受追捧。荣格之后的心理学家多是《易经》的推崇者，将之运用于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学术会议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均围绕《易经》而进行。在文学领域，罗森菲尔德受《易经》的启发而创作出小说《死亡与易经》，每一章都以一个卦名为标题。这些论著研究《易经》的应用问题。
在心理学方面，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依据《易经》的原理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新路径。据不完全统计，欧美汉学家所译《易经》版本至少58种，包括英文24种，拉丁文6种，法文6种，德文6种，西班牙文6种，俄文2种，意大利文2种，波兰文2种，捷克文2种，拉脱维亚文和荷兰文各1种。（《论语·学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旁证》卷九）孔子发出文不在兹乎这样富有使命感的反问，继而拈出天与斯文的关系来表达儒家的人文精神。历史地看，孔子激活了这种思想传统。而舜作为儒家推崇的远古圣王之一，他被儒者传颂的最为动人的美德就是他的‘孝心和‘孝行。 古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含义丰富而且深刻，同时又具有语义含混、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的特点。
舜之为圣人，因他是（或者说被塑造为）孝行的典范。仁看不见，但要通过文才得见，要通过文教、礼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真正地实践。
《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李零，第182页）《性自命出》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于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和焕乎其有文章的文，我们需追溯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及其内在价值方能透辟了解，也就是说，应该从西周以来的德礼体系角度来理解文:一方面礼乐制度可以概括为文，另一方面，文的精神内核又来源于德。
孔子执著追寻的郁郁乎文又将经历怎样的创造性转化，呈现出哪些新的意思和特点呢?二、仁礼互动关系中的文《论语》所载孔子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思想传统。【4】可见，经典（文献）和文教（礼俗）是《论语》中文的两种主要含义，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加以判明。孔子似乎很少讨论较抽象的性与天道等问题。《易传》提出的文明概念内蕴了秩序性和神圣感两个方面的深邃意味。
如果说此前曾讨论过的郁郁乎文指的是人文——礼乐制度所规定的人伦秩序，那么《易传》显然要为这样的人间秩序奠定天道基础。甚至《周易》这本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
在孔子看来，仁即最重要的德目，一切德目皆是仁在具体伦理语境中的呈现而已。综上，《论语》文的用例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文教、礼文的文，主要指礼乐文明或制度设施。
（《论语·述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了先行后文，文，行，忠，信则反之，是先文后行。下面更举几例进一步阐明《论语》体现出来的从德礼到仁礼的转型：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无论制度或经典都属于文，通过名建构起来。德、礼不易，无人不怀。仁作为精神内面化与伦理意义高度集中的概念，不但深化了文的意义，而且强化了文的重要性，此即文列于四教之首、文在行先的确切意义。《诗》以正言，义之用也。
（同上）第一段话里的文献还不能被理解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由文，典籍也。儒家的仁义即德内化的产物，而儒家的道也是从这种不断内面化的过程中汲取了实质内容。
（同上）最后一段话是说，四君子各自的美德足以为礼乐社会所认可、表彰。日本江户儒者林罗山释此为言语之成文亦然，故浑然之中，自有文章唤（焕）乎!（《林罗山文集》卷六十四，第769页）显然他把文章误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文章（paper）了。
此二者的反差促使我们探寻其背后的原因。（转引自杨树达，第300页）5如陈来所说: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以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比如说，天文意味着日月星辰、春秋冬夏之行的规律和秩序，人文被认为是人伦及人类应有的关系和准则、应当遵循的法度与规范。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陈荣捷曾指出，文有图案（pattern）、文学（literature）、标志（signs）、装饰（ornament）、文化（culture）等多重含义，因而不能仅用一个词翻译和解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孔子的言教并不直接界说仁，而是通过具体语境，以随机兴会的方式予以提示或指点。（《论语·公冶长》）10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由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提出。
从另一层面看，《周易》经传也成为了文的典范——经典之文，它能够综合贯通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因此可以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司马迁直言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李零，2007年：《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实际上，《诗》《书》《礼》《乐》《易》《春秋》始称为六艺之文，关键在于孔子。
（参见杨伯峻，第5页）然而朱熹则认为，则以学文的文是《诗》《书》六艺之文（《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进而认为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的实践技能（参见《朱子语类》卷二十一）。（参见李泽厚，1985年，第86—87页）春秋时期的礼，则不仅体现为外在仪节和行为规范，且进一步内化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这反映了礼仪分化的趋势。《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之类，是也。文之以礼乐的文，孔注以为训加文，有加增之义，固可通（程树德，第971页），朱熹解释为节文，并说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宪问》）。
《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3《论语集注》引谢上蔡语曰:文虽圣人无不与人同，固不逊。
《国语》里的一段春秋时期单襄公所说的话，阐发了当时流行的若干德目，例如敬忠信仁义智勇等：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若从《论语正义》将文释为礼文，结合孔子所说的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则需对文进行人文价值上的进一步明确：对于人，文相当于文化（文辞、文饰、礼仪都是文化行为的表现），质相当于质朴的本性。
（《论语·泰伯》）对于此处出现的文章二字，须切忌望文生义，致使理解狭隘化。《易传》自谓广大悉备（参见同上），因为《易经》六十四卦确立起来一套完整的理解宇宙-社会、天文-人文的基本图式，而《易传》又使《易经》卦爻、经文变得可以理解。
